教會與共產國家:勢不兩立 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里維拉 著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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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ady of Deliverance, Empress of China
.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 .作者自序 .事实 .一个复杂的问题 .问题的实际重要性 .避免不了的问题 .面对难题 .解决之道 .最后异议的解析 .协议的成效:造就肤浅的天主教徒 .实际结论 .大屠杀的真正祸害在那里? .撮要
.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在共产政权下,教会或许可以继续运作,但自由却很有限。波兰就是其中一例。 这引起了一个问题:西方天主教徒当自己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共产政权时,在道德精神上应否泰然接受,视之为正当合理的呢? 这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以波兰为例,共产政权一方面为了政治理由可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予教会最低限度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很快就要在两害中选其一:那就是要核子战争,或是接受共党统治。 假如在共党政权下,教会容许连自由有缺失也可接受,那或许为了避免核子战争灾难,让马克思主义大获全胜可能是较轻的祸害。但假如教会及共党政权并存,将使宗教信仰全部或差不多全部彻底灭绝,须要冒如此大风险那便是完全另一回事了。坦白说,由于失去宗教信仰的祸害比核子毁灭更甚,那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抗争所带来的灾害,相比就较轻了。 这问题是何其迫切,何其明显!仔细看一下本杂志今期封面的照片,共党在米兰大教堂前示威,那是在近期意大利选举时发生的。 这个情景发生在意大利──教会最中心的所在地,教会与共产主义如此接近,那实在是悲剧。这种情景的出现,发展下去会怎么样,谁也没把握。 但是,奥里维拉在《教会与共产国家:势不两立》一文中为我们所说的核心问题,提出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法,令人折服。
作者自序
一九六三年这份研究报告首度发表,当时共产党在宣传及外交上越来越力求培养出一个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中和平共存。当时正值冷战后,东、西方刚展开交往。 苏联的「和平」运动直指两个反共的支柱:在世俗范畴是美国,在精神范畴是天主教教会。 莫斯科的宣传伎俩是利用无辜者来针对美国,这招十分奏效。(他们是否无辜很多时都有争议,但对宣传有用则毋庸置疑)。他们传播同情和平主义的乐观气氛,不动声色地引导美国人忘却过去,让他们在后史太林时代满怀希望跟笑意盈盈的苏联领导人真正和解。 同样的乐观气氛也在教会内传播,首先是由一群神学家及激进分子散布,他们有些是太轻信别人,有些则显然是左翼分子。相信教会和共产政权之间有可能真正和平共存的幻象,竟然继续获得支持,取得进展,不过,当时在共产世界内,仍然全面大力展开反宗教运动,毫无间断。 这份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在天主教徒的圈子里,尽可能制造障碍,阻截莫斯科骗人的「和平」策略。
多年来,这份研究曾经出现各种不同文字版本:葡萄牙文有十个版本,德文一个,西班牙文十一个,法文三个,匈牙利文一个,英文四个,意大利文两个,波兰文一个,总共发行十六万册,也曾在十一个不同国家超过三十份报章及杂志刋登全文。 与此同时,世事发展至今,也让我们发现到:莫斯科的「和平」运动不断壮大,也带来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尼克逊及基辛格推动西方跟共产国家改善关系,这政策迄今未变。梵蒂冈也同时实行政策,缓和跟莫斯科及其卫星国家的紧张局势。普世教会主义的流行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天主教会与隶属莫斯科的教会有越来越多交往;那些隶属莫斯科的教会都是传统主张分裂的教会。 有几件大事应该让大家重温。教会与共产世界在外交及宗教事务上恢复友好关系,这些事都是直正的里程碑: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没有谴责共产主义;梵蒂冈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及东德达成协议;教宗保禄六世写给莫里斯红衣主教罗伊的信件;史纳贤枢机主教因为忠于乌克兰天主教仪式而跟教廷不和;掌管艾斯特根教区的大主教闵真谛枢机主教遭免职;以及梵蒂冈签署赫尔辛基协议。 在莫斯科与华盛顿、莫斯科与梵蒂冈的改善关系政策之外,当时在东欧及西欧灵活多变的政界流行另一术语是「汇流融合」。这种新趋势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名称,但最终会造成所有国家采纳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将使私有财产及集体财产制度融合在一起。假如这种趋势得逞,非共产世界将要向左派迈进一大步。或许更为「灵活」的共产世界祇须向私有财产制度迈出一小步。这种「汇流融合」情景一旦出现,有朝一日我们将会看见这些国家步向极左的道路。按此发展下去,他们最终将会变成共产主义。未来可以证明,「汇流融合」过程的不同阶段,祇是步步走向最极端的共产主义。 上述情况必将发生,除非上帝停止让共产主义战胜世界,阻止共产主义逐步统摄世界。我们深信上帝必然会出手。 纵观这连串变化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世界各地共党权力正逐步扩大,这同时也引人疑虑,我们是否应该关注到共产党权力扩大后,带来其它方面的问题。 至少有三点是必须提到的:
在这份研究报告首度发表的时候,假如有人预言大祸将至,大概很少人会相信他们。但今天在面对这种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时,大部分人不会对这些预言感到惊讶,更遑论大祸临头之说了。 对那些不问世事的好人来说,这大概是最痛苦的灾难。
面对这个关键时刻,最好是为这篇文章出一个新版本,唤起抗敌之心,争取胜利,虽然很多胆少鬼在敌人还没有成功之前,早已认回天乏术。 我奉劝一些人不要读这篇文章。本文不是写给那些在心态上喜欢与人方便的人看的,他们喜爱包容「既成事实」之事。本文也不是写给那些怠惰胆怯的人看,他们把艰苦奋斗和冒险视作邪恶之事,永远不敢面对。当然本文对那些野心家更不适合,他们尝试忖测事情发展的过程,找出应该向谁卑躬屈膝,以便尽快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阅读本文也是浪费时间,他们不相信上帝,在灾难频仍的衰落时代,他们认为历史发展至此唯一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力量不受控制。至于那些不问世事的人和恶贯满盈的人,本文也不适合他们看,因为在那些关键时刻,他们都会置身事外。 苏联虽然无法战胜舆论,但他们的宣传已让反对他们的舆论悄然无声,祇是上述不同界别的诸色人等并没有全面考虑到这个事实。跟一九六三年时一样,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共产主义到今天都无法获得多数票。 与此同事,自从一九六三年起,尽管十三年过去了,西方反对共产主义仍然十分普遍,且坚定不移。至于共产主义情况更坏,在铁幕后面,恶劣景况持续,毫无改进。这种趋势有太多出名的例证,根本无须再作何评论。 简单来说,共产主义有权、有钱、有宣传机器可供使用。不少贪腐的掌权人物成为支持共产主义信徒,这批新收旗下的支持者绵绵不绝。当这批人不断壮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时候我们不但难以战胜他们,最后更将失去他们。这些事实说明共产主义是品格有缺陷而难以对付的巨人。 祇有抱持信仰的人才会不屈不挠,抗拒所谓共产党无所不能的喧嚣宣传,清楚看穿共党是靠不住的。他们信奉天主,对圣母玛利亚充满信心,并决心加入抗争,坚定不移,确信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祇有这些人以及知道巨人是不可靠的人才可信赖,他们将摧毁巨人。本文是为他们写的。 本文立论证明教会与共产政权势不两立,就是希望帮助他们紧守立场,坚决抗拒共产党的攻击,也同时鼓励他们奋力对付数目不断增加的敌人,这些敌人虽然很多,但却很荒谬很脆弱。我们重申,他们是为天主的理想而战,众天神定必襄助,加上圣母玛利亚的带领,他们将为世界开创新的一页。
普利尼奥.科雷亚.德。奥里维拉写于圣保罗市,时维一九七四年七月。
天主教教义的读者一向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题目感到兴趣。因此,我想他们会更喜欢深入思考一下教会在共产国家的自由,这是现今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探究这个题目之前,似乎需要首先界定本文的范围。本文是研究教会与共产政权可否和平共存,在实施时本来是允许的。 不过,在国际舞台上,不同国家尽管生活在各种政治或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权下,依旧可以和平共处,这点跟本文的主题不应混为一谈。教廷和那些受共产党奴役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也同样不应该跟本文主旨混淆。 上述两个题目各具特质,所涉层面也不同,即使简要探讨其中一个问题也将使本文篇幅大增。因此,我们祇会局限于研究在何种情况下,教会既可获得真正自由,也可与共产政权和平共处。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分析有关事实。
自从开始统治俄罗斯,苏联政府按照上述原则来对付所有宗教,直至纳粹军队入侵为止。 苏联共产党宣传吹嘘,在他们首阶段行动期间,已经消灭了所有宗教。他们确切表明,假如还有幸存者,保证会采取更为有效的摧毁行动。
7. 面对共产党步步进逼,8. 天主教徒应采取的应对举措已经非常简单明确。教会祇能以牙还牙,用所有正当手法激烈反抗,由于天主教教义跟共产主义理念水火不容,因此我们抗争时也不必手软,不用同情他们。 共产政权与教会的「关系」祇是彻头彻尾的生死相搏。明白到这一点,各国天主教徒的看法凝聚起来,仿如一支强大队伍,准备接受一切,甚至殉教,目的就是要阻止共产主义的输入。 至于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天主教徒惟有退藏于密,就像早期的基督徒,坚毅不屈,过着隐世生活。
9. 最近一段时期,10. 部分共产政府对付宗教的态度又有些不同11. 。实际上,12. 在南斯拉、波兰,13. 以至最近的苏联,14. 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但有些国家──像中国,15. 对待宗教的态度依旧冷酷无情,16. 丝毫不17. 变。在这些共党专政的国家(按照他们宣传机关的说法),政府已经改变态度,从绝不容忍一些宗教,改为盛气凌人,但却容忍其存在,现在更有中立的趋势。以前政权和宗教的共存,极具侵略性,现在的趋势是逐步改为和平共存。 换句话说,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政府依旧绝对遵守马列主义,继续按官方指导及接受的信条行事。但是,他们现在容许较多公开崇拜的自由,避免使用暴力,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采取了近乎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各国较为重要的宗教,当然自由程度的多少也视乎个别国家而定。 在苏联,众所周知,从希腊分裂出来的教会,现称为东正教派拥有最多信众。在波兰占优势的宗教是天主教(大部分天主教徒都是属于拉丁派系);在南斯拉夫,前者和后者都同样重要。 结果,在一些铁幕国家之内,天主教会似乎获得少许份量的自由(多少程度还得看情况而定),包括有机会分发圣餐和布道福音,在此之前,差不多所有人都完全得不到任何宗教援助。我们说「少许份量」,因为共产党的官方传媒仍然不顾一切公开攻击教会,警察长期监视,教会难以举行崇拜和传授教理。除此之外,波兰的教会勉强获准维持开办培训司铎的课程,以及参与一些社会工作。
面对上述国家的共党政府在行为上作出些微转变,在铁幕后的教会现正处于关键时刻: 1. 不2. 再退藏于密,3. 教会离开地下墓穴般的生活,4. 公开活动,5. 跟共产政权共存,6. 这种共存很明显是一种妥协,7. 大家心照不8. 宣;或者是拒绝妥协,10. 继续地下活动。
大部分天主教徒现正面对良心问题,以及一个非常复杂的策略难题:应该采取那一种途径? 我们说这是「良心的问题」,因为在此关键时刻要作出抉择,须要解决以下的道德问题:天主教徒跟共产政权妥协是对的吗?就像我们所说,本文正是希望处理这个问题。
在钻研这问题的特点之前,先让我们谈一下这个问题的实际重要性。 对于共产政权国家来说,问题更显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对西方国家来说,这问题的重要性也不遑多让,特别是考虑到共产党正计划以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入这些国家。 教会深恐共产党在世界各地大获全胜,他们将遭受更多恐怖经历,就像在墨西哥、西班牙、俄罗斯、匈牙利及中国的惨痛遭遇,这种恐惧重压在全球五亿天主教徒心头,逼使他们决心反抗共产主义,至死方休,包括主教、神父、男女信徒。这也是数以百万计其它宗教人士坚持反共立场的主要原因。 在精神领域上,这个勇敢的决定构成最大甚至是唯一障碍,阻止全球各地实施和继续推行共产主义。 事实上有些共产政权改变对宗教容忍的态度备受夸大,但不管他们采取这种策略的理由是什么,自从发动这种策略起,已获得极大好处。因为这种策略已造成宗教界的分裂,对采取何种应对政策时意见分歧,也削弱信奉上帝人士反共的决心,他们反共的意志迄今仍是同仇敌慨、坚定不移和誓不妥协。 而对部分共产政权的新宗教政策,天主教徒及其它宗教的信徒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的出现,已引起很多人困惑迷惘、竟见不和、甚至激烈争论。很多天主教徒相信,坚持反抗共产主义,毫不畏缩,是合理及始终如一的态度,这种态度取决于他们对信仰的热情及乐观程度,以及对共产主义的猜疑。但是,另外有些人则认为还是接受现实,像在波兰那样不再作反抗,对共产党的入侵不再斗争到底,因为继续抗争祇会像匈牙利一样,陷入遭受更多镇压的情况。 同时他们相信自由世界接受共产党或类似共产党的政权,可以避免全球发生核子战争的灾难。但有一个理由让天主教徒甘愿冒大屠杀的风险而不屈从,那就是他们的良心有责任阻止全球教会惨遭迫害以致消灭,这种彻底破坏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教会在某些共产国家仍获许存在,虽然祇有很少自由,但这种情况足以削弱他们面对核子战争的决心。因此,教会跟共产主义妥协的想法到处获得认同,得到不少天主教徒接受,就像波兰的情况一样,天主教徒往往认为接受妥协,祸害较轻。 当这两股潮流各自发展之际,同时也出现一大群迷失方向的天主教徒,他们大多优柔寡断,直到最近仍然很少在心理上有抗争的准备。 假如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人士的反共态度也软化,那所谓天主教的左翼分子自然会趾高气扬,地位迅速攀升。他们尽管没有公开宣称信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但却认同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理论。真到最近,在还没有受到共党统治的国家中,数以百万计天主教徒正欣喜未受到奴役,他们甘愿舍身赴义,或为正规军,或为游击队,誓要阻止共产主义输入,或推翻已成立的共产政权。不过,他们现在不再有这种倾向了。此外,即将爆发核子战争的危机也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所有国家纷纷各共党政权投降,带来巨大灾难。 由于某些共产政府对宗教比较容忍,造成数以百万计人在良心上不知如何抉择,所有这些现象更彰显出研究这个道德问题的不同层面是极其首要和紧急的。 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的未来有赖于为这个难题找到解决方法。
有些草率的人会质疑这份研究的用途,并试图在争辩这个复杂问题前,先提出一些早已预设的异议。我们认为这些异议完全站不住脚: 关于现在展现出来的宗教容忍,显然祇是共产党的花招,所以教会跟共产政权妥协的希望,根本不值一哂。 我们也许可以很肯定的说,因为内部各种紧张关系,迫使共党政府采取比较宽松态度来对待宗教。但这次解冻有一定时限和目的,但也因此为教会带来新的契机。 共产党否认上帝和任何道德规范,所以他跟人民的所有协议能否兑现,根本毫无保证。因此,即使假设共产党有意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但谁都知道在有需要时,他们会突然以残酷迫害手段全面反对宗教。 基本上,宗教容忍是真实的。不过,共党政府决不是为了尊重承诺才容忍宗教,他们这样做祇是为了政治利益,阻止或减少内部动乱。结果,祇要百姓的不安继续,他们比较容忍宗教的政策也将继续。这可能持续一段长时间。所以为了政治利益,共产政权跟一些宗教达成协议,尽管这些协议本来是他们一刻难忍的。 这份研究对铁幕国家的人民也毫无用处,因为根本不能自由发行。铁幕外的人民对此也不感兴趣。其实,西方并没有共产政权存在,因此也没有教会跟共产政权共存是否正当的问题。西方的底线是怎样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结果是这份研究没有人感到兴趣。 这份研究不能让铁幕国家的人民看到,那肯定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看到了。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一本华沙周刋(Kierunki)在封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奥里维拉博士的公开信》。Kierunki是「国际和平运动」(PAX)的喉舌,这是天主教极左分子在波兰发动极具影响力的运动。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国际和平运动」的重要成员查哥斯基先生,内容是对本文大加挞伐,义愤填胸。 另一篇刋登于一本波兰月刋Wiez的文章,显然也是对本文的回应。该文是Wiez月刋总编辑马素维基先生和韦劳维斯基先生合着。马素维基先生是波兰议会中天主教徒集团Znak的代表。(该文刋于一九六三年十一至十二月号的Wiez月刋中。)假如他们认为有需要驳斥我们的文章,那是因为本文已渗入铁幕国家中,在共产党掌控的地区中发挥了影响力。 至于本文在西方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兴趣,那实在是防患未然了。除此之外,西方国家或其它国家可能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是接受共产政权,还是面对现代战争的恐怖经历,不管那是传统战争还是核子战争,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种情况实在是两害选其轻。其中引起的问题是:假如教会可以接受跟共产政权共存,或者更可干脆承认马克思分子的胜利是米已成饭的事实,则可以避过核子灾难,那已是较轻的一害了。要接受抗争带来的较轻祸害,方法祇有一个:认清楚共存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的输入对宗教信仰也危害极大,可能完全遭到灭绝。那么,失去宗教信仰比起核子战争造成的毁坏是更大的祸患。 显然,任何反对研究目前问题的理由,都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必须坦然面对,究竟教会跟共产政权共存是否恰当。祇有彻底深入分析教义的所有层面,才能为天主教徒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满意。
乍看之下,教会跟一个「宽容」的共产政权共存的问题,可以阐释如下: 在一个特定国家,假如共产政府和政权,准许公开崇拜及传道,不作禁制,那么教会可否或应否接受这种相对较少的自由,让神的话语、圣餐和圣饼能够分派得畅通无阻? 假如提出的问题祇局限于这几项,那么答案是必然肯定的:教会可以甚至应该接受这种自由,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借口不履行教会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可以及应该与共产主义共存。 不过,这个构想实在把问题太过简化了。这祇不过假设共产政府对教会怎样传播教义的自由,不会作任何限制。但根本没法令人相信会有一个政府能让教会完全自由传授教义。这包括让教会宣扬教宗关于道德及法律上的所有教义,特别是关于家庭及私有财产。假如真的让教会这样做,相信每一个天主教徒都会成为共产政权的天生敌人。教会一旦拓展行动的程度,势将摧毁共产政权。所以放任教会自由发展,共产政权等同自杀。在一些教会对人民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这种情形更为确切。 因此,根据上述笼统的构想,我们无法接受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会提出什么相应的解决之道,端视乎共产政府能否在容忍天主教布道和传授之际,同时做到下列要求:
在共产政权下教会要获得一点点法律允许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是心照不宣或是公开明示,凭良心讲上述条件可以接受吗?换句话说,为了信众宗教上的利益,教会为了弃车保帅,可否宣布放弃某些自由?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我想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形上学和道德体系带来强大的信仰力量,考虑到这些力量实际上影响到政权、文化和环境的发展。 教会传道的使命,不单要教授真理,更应谴责谬误。严格来说,传授真埋并不足够,还应清楚说明,驳斥异议。正如庇护十二世所说:「教会对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太过宽容和友善,但教会的神圣始创者─耶稣曾经说过:『那不跟我同道的就是反对我的』(马太福音12:30),教会需要紧遵教诲,不能失责,应该谴责谬误,并揭露四下传播谎言者的真面目。」(参见一九四七年圣诞广播文告,第九卷,三百九十三页)庇护十一世也发表相同的意见:「传教士送给信众的第一份爱心礼物是为真理、全部的真理服务,他必须履行职责,态度明确,他同时要揭露及驳斥谬误,不管这些谬误是以何种外表、假面具和掩饰呈现出来。」(教宗通谕,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第二十九卷,第一及六十三页。)宗教自由主义精髓中一个错误的座右铭,是认为传授真理不需要攻击或批驳谬误。要养成基督的心志这样做是不足够的,悔改是必须的。大部分人往往会习以为常接受他们出生及长大时的政治及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对他们的灵魂有巨大影响力,这点是特别需要强调的。 为了全面评估这种构成重大影响的力量,让我们审视其存在理由和特殊运作方法。 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最终都要立足于形而上学和道德体系。所有制度、法律、文化、习俗实际上反映出那些而上学和道德体系的观念原则,并由之而构成特定制度的一部分,或与之相关的组成部分。 一个现存的政权,往往带领人民接受当下的典章制度和文化,而这些东西都是源自占主导地位的形而上学和道德观念,民众会认为接受这些东西是合情合理、正常得很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自然享有特权,对习俗和生活环境均极具影响力。民众一经接受这些东西,在意识上充满有关的观念,潜移默化,习以为常,尽管明明接受了这些观念,但很多人在认知上却是一片混沌,意识模糊。 因此,这些当下的典章制度发挥巨大影响力,对群众和个人来说,可以助其成长也可以摧毁他们。 有时候这些当下的典章制度是源自相反的观念,因为某些怀疑主义同样有务实观点,所以能够共存。这些务实的怀疑主义通常在民众之间广泛流传。 在平时,形而上学和道德观念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体,化身为当下的典章制度。他们可以是很好的真理,就像十三世纪时欧洲所盛行的,但也可以是谬误和邪恶的,就像当代俄罗斯或中国所推行的。这些观念影响到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民众,严重污染他们的思想。 生活在诸般事物皆谬误及邪恶的环境下,无疑是大力怂恿人脱党变节。
共产国家在哲学和宗派主义上,正展开灌输信条的工作,他们毫不妥协,牵涉甚广而又有条不紊。他们在每一个场合,不厌其烦,重复这些教化,配合灌输思想的工作。 共产政权在其统治的范围内,向人民施加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因为他们信条的内容极其复杂,所用之方法既狡猾牵涉又广,在采取激烈行动时,残暴不仁。 在这些完全反基督的国家里,影响是无法避免的,我们祇能教导信徒,认清他们的邪恶。 因此,在面对这个敌人时,教会不能接受这种自由,因为教会在这种自由下须要真正宣布放弃使命,不能公开及有效地行使职权,带领信众悔改。
第二种情况我们相信也是不可接受的,不单由于共产主义和天主教教义不能和谐共存,更重要的是私有财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上帝的慈爱、正义的道德和灵魂的成圣。 我们反对第二种情况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共产党的信条中,无神论、唯物主义、相对论及进化论均正面反对天主教思想中那位人格神,两者简直是迎头相撞,势不两立。这位神向人类颁布了道德的戒律,里面包含了所有永恒不变的原则。共产主义的「文化」却引导人反对道德观念和戒律。因此,共产主义跟教会的冲突不单在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制度上,教会在所有道德和法律观念方面,都要噤若寒蝉。祇就这两点来看,我们觉察不到教会跟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休战」会有什么好处,假使在其它方面的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持续下去。
为了便于讨论,就让我们假设教会祇在家庭和私有财产问题上三缄其口。 但要教会接受限制,在传道时不谈及家庭,那显然是荒谬的,对这个假设我们甚至懒得分析。 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假如共产国家允许教会传道时完全自由谈到家庭,但对私有财产问题却要闭咀,那我们该怎么响应呢? 以此方式,教会可以两害取其轻,允诺不提私有财产,但却换来传授教义的自由,可以救赎灵魂,向信众讲解有关上帝的事及人类生命的终极目的,他们也可继续管理基督教。
教会的使命是教导信众,和救赎他们的罪孽,这样看起来,上述方式是应该一开始就反对的。假如任何政府要求教会宣布放弃在讲道时谈及法律规条,作为获得自由的条件,相信教会不可能接受这种自由,因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假象。 我们坚称这种「自由」是一种错误的假象,因为教会最权威的使命是必须传授教义,而有关教义是由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组成。教会祇能二选其一,要么教导全部教义,按照耶稣的授权,不受束缚地完成工作,要么承认受到压制迫害,教会必须跟残暴的统治者战斗到底。教会不能接受祇可以完成部分传教使命,更要哑忍部分自由遭到压制,以换取部分自由。这跟教会的使命完全背道而驰。
基于教会的传教使命,我们一开始就反对有关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要提出另一个反对竟见,那是关于教会在协助人民养成虔诚意志上的角色。 我们提出异议所根据的事实是:清楚认识私有财产及在实行时尊重这些观念,在养成虔诚的基督徒灵魂时,这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由钟爱上帝这个观点来看:对法律的认识和钟爱跟认识和钟爱上帝不可分割。法律是圣洁的一面镜子。从整体来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各自的准则来说也是如此。要宣布放弃教导这两个十诫中的规律,等于把整体已遭损毁的形象呈现出来,就连上帝本身也不能幸免。这两个规律是私有财产的基础。现在,当灵魂对上帝有了一个遭扭曲了的观念,他们将被塑造成错误的模型,跟真正的圣化互不兼容。 由正义所要求的基本道德观念来看:一如其名,基本道德观念是一条支撑圣化的链索。在灵魂圣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学习这些基本道德观念,以至诚之心钟爱他们,身体力行。 刚巧正义的整体概念就存在于这个观念中,每个人、个别邻居及人类社会都天生拥有这种权利和相关的义务。换句话说,「你的」和「我的」这个观念就存在于正义信念的根本基础之中。 在经济问题上,这个「我的」和「你的」的观念明显将会导向私有财产的原则,那是直接而不可避免的。要拥有基本道德观念的知识,但对私有财产的原则及其限制却一无所知,那是不可能的。缺乏有关知识,没有人能够真正钟爱正义并切实执行,而灵魂要圣化更是不可能的事了。 一个更为普通的观点,是从灵魂的天赋及圣化的全面发展来看:要解释这个论点,我们得首先假设,普遍来说每个人的智慧与意志都有让灵魂圣化的倾向,甚至打成一片,那是最恰当的组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假设,任何东西不利于智慧和意志的正当成长,从多方面来看都是跟灵魂圣化互不相容的。 我们将展示假如一个社会没有私有财产的话,那将跟灵魂、特别是意志的正当发展大相径庭。就这点而论,没有私有财产,灵魂不可能圣化。 我们顺便要提到公有财产为文化带来的害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文化得到真正的发展,不单对人类灵魂的圣化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同时也是圣化带来的成果。所以,正当而组织有序的文化生活跟我们的主题紧密相连。 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前,我们要指出有一个重点是大家在处理私有财产制度时经常忽略的,那就是私有财产是人类心理取得平衡和灵魂能够圣化所必需的。 要论证这个题目,我们首先要重温敎皇文献中提及有关资本、劳工及社会问题的部分,这些教皇文献均清楚指出私有财产不但合法合理,而且对私人和公众都有好处,不可或缺。私有财产制度是捍卫了人类的物质利益和灵魂。 毫无疑问,这批教皇文献都直言驳斥无数诋毁私有财产的言论,这些言论大部分都是在十九世纪出现的。但事实是无论怎么恶意诋毁,无损这个制度的良好本质。在很多时候,我们反而应该相信相反的看法:某些东西虽然腐化,但他们的本质是好的。从任何立场来看,没有东西比神职人员更为神圣和圣洁。但也没有东西比神职人员的堕落更糟糕。所以教廷严辞驳斥对私有财产的诋毁,更甚于触及对神职人员的诋毁。 有很多论据足以证明私有财产制度跟个人、家庭及民众是分不开的。全面阐释这些论据已超越本文范畴。我们祇会详述跟本文主旨最直接有关的理据,就像我们在前文所说的,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取得心理平衡和灵魂圣化所必需的。 人类往往用与生俱来的智慧和意志为自己谋幸福。由此而衍生出他有权独自寻找他需要的东西,假如这些东西没有主人,他便可以占用。他也有权为将来未雨筹谋,占据土地并以自己制作的工具耕种。简单来说,人类希望成为主人翁的意欲无法阻止,他的灵魂就有这种意欲。根据利奥十三世及圣庇护十世对人类拥有物资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他和那些野蛮动物不同之处:「人不是单单使用地球上的物资,牲畜也同样在使用,人同时有权拥有这些物资,而这些物资有些会耗尽,有些则用之不尽。」(参见利奥十三世的《教宗通谕新事物》)(圣庇护十世在一九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天主教人民行动》中发表的「教皇手谕」第三十六卷三百四十一至三百四十三页。) 人类自我主宰命运,为了维持生计,他必须时刻不停运用他的智慧和意志。通常他会拥有物业以维生,也对掌控未来感到安稳。所以,取消私有财产是置个人于任由国家摆布的境地,剥夺他基本的思考能力,不让个人心思正常运作,造成灵魂的天赋机能因缺少运作而萎缩;简单来说是全面摧毁他。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人民都有郁闷特征的原因,也同时解释了在西方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感到烦闷,患上神经病,甚至自杀。 众所周知,不运用灵魂的天赋机能将导致萎缩,足够的运用则可发展这些机能,达致惊人的效果。 基于这点,很多伟大导师都有不少这方面的教诲,并以身作则,苦行修炼。 由于圣化能令灵魂达致完美,这不难理解人类最终获得救赎及成圣的重要性。严格来说,拥有业权能令灵魂的天赋机能在有利的环境下,运作得既正确又有道德。当我们反对乌托邦理想社会之际,必须指出私有财产制度越得到广泛传扬对促进个人、家庭及社会在灵性和文化方面都有好处。相反,在乌托邦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主人,毫不例外,社会平等,财富也没有大、中、小之分。但无产阶级化对人民、家庭及个人的救赎、圣化及文化建构均造成极端不利的情况。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一些反对这个论据的意见: 在一个允许私有财产的社会,没有产业的人会否变得疯狂或灵魂不能圣化? 为了解答这个问,我们应当仔细思考一下,其实私有财产制度是偏袒非业主的,虽然不是直接,但情况确是如此。因为一大群人成为了业主,并获得由此而衍生出来在道德及文化方面的好处,藉着这方面的优势而提升了社会环境,再经过人民正常的互动,让非业主也得益。在这种社会里,非业主的处境跟活在没有私有财产政权下的人,截然不同。 那么是否私有财产是人们提升道德及文化水平的成因? 我们认为私有财产对个人、家庭及人民在精神和文化上都极有好处。我们不曾说这会造成灵魂的圣化。同样,教会的自由也祇是发展所需的其中一个条件。教会虽然受到压制,但在地下的发展极为昌盛。以此为例,强调更为广泛传扬私有财产制度可让人变得道德更高尚和更有文化,这种说法也太夸张了。这使得有关神灵的事要倚靠物质,而文化的事也要依赖经济。 但是,任何人反驳上帝的设计也是不合理的,就像取缔私有财产制度。这实在不单是按照自然规律而采用的制度,同时也是在宗教和文化层面对灵魂有好处的重要条件。任何人破坏私有财产,祇会导致他们的道德及文化走上堕落之路,最终消亡。 但假如情况确是如此,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时期,尽管人口中有大量无产阶级及奴隶,但却文化昌盛?怎么可能在罗马和希腊有一些奴隶能够在道德和文化上,升华至崇高的层次? 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跟一间灯光昏暗房间的分野,比不上一间灯光昏暗房间和一间完全黑暗房间差异之大。个中理由是,完全缺乏优点(灯光)所造成的邪恶,常常比祇缺乏些少优点所造成的大。虽然稍为不如所望,但罗马社会有一大批有教养阶层的业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罗马帝国因为有这批业主而获得财产带来在文化上的优势。一个国家完全铲除拥有财产的阶层,景况将全然不同;由此观之,举国将陷入一片漆黑。 反对意见可能会认为,这个假设性的结论与实际经验相悖,因为马克思分子政权虽然在苏联推行集体主义制度,但无可否认俄罗斯人民在文化及科技上仍有进步。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苏联政府掌控来自其龎大帝国的所有资源,专横跋扈,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才能、工作及生产尽在其控制之中。 苏联政府有充分资源,以人工将一些高科技或文化产物结合起来(说他们反文化更为适合)。我们不否认结果令人大开眼界,不过事实也让我们惊讶,很多东西其实并不那么伟大。这样一个完全邪恶的嗜血极权大国,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大国风范。 何况这些温室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完全与人民隔绝。他们不是社会的产物,也不是在社会的关爱中形成的。他们来自外界,祇是被放在一起,不过这些血液是从社会那里榨取来的。他们不断壮大但却不会和社会融合,甚至可以说是反社会的。 这种成果不能算是国家的文化,反而更像是巨大荒凉的温室中的产品,祇确保他们受到适当的培育。 现在让我们转而谈到反对意见中关于罗马帝国的部份。毫无疑问,当中有些奴隶的道德和才智水平之高令人震惊:他们的才情成就非凡,道德高贵优雅,至今仍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特殊例子不足以否定奴隶的灵魂遭受压制和迫害,在宗教和文化来看,他们都要卑躬屈膝,受尽逼廹。这种奴隶制度,在道德和文化上带来的祸害实在无与伦比,更何况这些古代的奴隶,他们的社会根本没有贵族和自由民,祇由没有主权或财产的人组成,宛如生活在共产政权下一样。 但有些人可能最后会问,宗教国家矢誓甘愿服从及守贫,这会否在本质上对灵魂造成伤害?这些誓言会否影响人民自求多福? 要回答这问题很容易。宗教国家由于有特殊使命,所获恩赐对灵魂极为有利。不过,假如这种国家整体社会都是如此生活,也会造成祸害,因为适合于特殊例子的情况并不一定整体都合适。那就是为什么最早期教会的集体财产制度从不普及,最终更完全放弃。共产主义新教徒在十六世纪尝试推行一些集体主义社会,结果极为惨痛。 所有论据和异议都已经过充分考虑,论点至今仍然适用,因为默不作声,不批评集体财产制度的邪恶,以换来在崇拜和传道上相对较为自由,以求灵魂能够圣化,那是无用的。 事实上,即使接受这个丑陋的协议,也不能使和平共存之梦得以实现。其实,活在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刚正不阿的灵魂往往会试图为自己的好处而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是他们本质的动力使然。因为任何活着的东西都会为生存而奋斗,摧毁恶劣的环境,建立美好的将来。相反,停止对抗极为不利的环境,祇自取灭亡。 因此,就是这种本质才会矢誓不休,抗争到底,在共产主义社会茁壮成长之际跟它对抗,直至消灭集体主义。共产社会也会不断跟这种本质斗争,企图使它窒息至死。所有这些都明确显示,反对共存之梦。
3. 至于第三种情况似乎也同4. 样不5. 能接受,6. 因为即使两害选其轻也不7. 应宣布自我摧毁。当教会解析怎样忍受较轻的一害时,并不表示不能全面跟邪恶抗争。更何况这个所为「较轻」的邪害,本身绝对不轻。 换句话说,教会必须由忠实教徒组成,时刻更新,并对要接受较轻一害表示极度惋惜。教会必须激励他们用尽一切有效的解决方法,铲除所有不利环境,使教会不用接受这较轻的一害。 虽然教会这样做将破坏共存的机会。不过,我们认为教会为了维持她崇高的使命,迫于无奈祇能这样做。
我们在本文已为几个反对意见提出解析,设法解决所牵涉的不同问题。现在我们将分析其它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并非继续探讨上述解析,反而更适合本章读者。 因为要捍卫财产的权利,教会将放弃跟穷困和饥饿的抗争。 这个反对意见让我们有机会考虑到教会在私有财产问题上沉默不语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影响到在共党国家中当代社会的福祉。 我们已由教会传授教义和使灵魂圣化这个任务的角度来分析主要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都是由于教会噤若寒蝉而引起的。现在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教会不敢作声间接带来的后果,那是蛮有趣的:由于教会噤若寒蝉,集体化制度不断增加,在教会的帮助下,穷困的情况在全世界逐步蔓延。 由于掀起一场基于本能的运动,既波澜壮阔又有创造力,每个人首先为了满足一己需要,不断设方想法寻求生活所需。为求自保,人类的智慧在抗争时,轻易突破其局限,变得反应迅速,矫健敏捷。意志战胜怠惰,毫不费力,在面对障碍和斗争时,显得更有效。 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本能不应受到阻挠,相反应该加以支持,并投入工作,因为这是致富和进步的重要因素。决不能把它标签为自我主义。它只是爱惜自己。根据自然规律,这种爱比不上对创造者的爱,但却胜过对别人的爱。 假如否定这些真理,等于摧毁权力分散的原则,这原则是若望二十三世在教宗通谕的《慈母与导师》一文中提出的,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基本元素。 其实,基于为善的层次理论,每个人应按财富供应自己所需,其次才依靠比较大的社群,如家庭、公会、国家等,但祇限于他无力自助。根据这个理论,家庭和公会也有这种特质,他们首先要寻求自助,无计可施时才依靠国家。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 总结来说,人类的天性、理智和本能都驱使他占据更多财物以确保他生活得丰富、有体面和安逸。而希望自己的财富倍增的欲望,是人类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是大量生产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欲望必然会导致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不能认为这种制度祇会造成个人特权。这是整体社会繁荣发达所必不可少和最有效的条件。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称,个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社会,工作也必须是为了整体社会的直接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 结果是促进工作的因素消失了,生产大跌,取而代之是社会陷入怠惰与穷困。国家为了激励生产,唯一的方法就是鞭打责罚,虽然这种方法显然并不奏效。 我们不能否认,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权也有缺陷,社会各地物资的流通可能不足(其实是经常如此);不管生产如何丰盛,有些地方累积得很多,其它却很贫困。这种现象引起社会不同阶层要求尽可能均衡分配财富。但因此而离弃私有财产制度,及放弃它所产生的财富,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赤贫,那是很不合理的。 反对教会跟完全集体化国家共存的论据,应该不包括未完全集体化的国家。 根据某些新闻报道,有些共产党政府已宣称有意逐步放寛宗教自由,同时社会主义某些部分会变得较为温和,尽管仍未立法,但暂时会容许某些形式的私有财产。这样的话,可以说政权对人民的影响,祸害不是那么大。既然如此,教会可否在教授教义和传道时,保留天主教徒道德准则中有关私有财产的全部观念,维护有关观念,并认定这些观念是有效的?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最野蛮和违反自然定律的政权,或那些恶名昭彰、明目张胆犯错的政权,往往不一定造成人民灵魂最大的毁坏。比如说,公开犯错和粗暴不当行为会引发革命和恐惧,但祇是部分行为不当和部分犯错却很容易为人接受,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样对头脑的损坏更快。防止亚流主义(否定三位一体)比半亚流主义来得容易,跟伯拉纠主义(否定原罪)搏斗,比半伯拉纠主义易为,同样对抗新教主义也比约翰逊主义容易,应付激烈的革命也较自由主义容易,而防止共产主义也较温和的社会主义易为。何况教会的使命不单是防止粗暴、激进和明目张胆的恶行,更要为信众除去每一个不当行为,不管那是多么微小的,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纯朴真理全部呈现在信众眼前。 在欧洲某些地区,农民都具备拥有房产的意识,根深柢固,他们把这种意识传给下一代,就像母亲看护自己的孩子,在家中教导他们教理问答一样。所以,教会可以几十年来不提置产的权利,但仍然无损信众的道德准则。 我们承认置产意识在欧洲某些地区十分活跃。这得有赖共产党减少充公房产的政策所赐,例如在波兰他们把房产退还给小地主。 不过,共产党的宗派主义者屈从这种战略上的让步,目的是为将来获得更大胜利,这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屡见不爽。当情况允许,他们会卷土重来,加倍控制力度,更为狡诈。 那时候情况会变得极为危险。面对共党高明而精炼的宣传,农民将长期受到马克思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攻击。 设想年轻一代在世界各地都要面对这种危险,谁会不感到心寒?但要承认个人置产意识祇是天生的积习,往往可以提供令人全然放心的保护屏障,但也不能太过寄望于人类的因素来抗拒如此巨大的灾害。事实上,没有来自教会的直接和超自然力量,没有教会为儿童事先准备及在斗争中协助他们,任何国家或社会各阶层的信众都不大可能忍受这个考验。 除此之外,我们在较早前已指出,不管情况怎么样,教会这几十年来停止履行使命,不再教导全部的上帝律法,那是不恰当的。 假如所有业主宣布放弃他们的权利,教会和共产国家才有可能共存。 假设有一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暴君死心塌地要推行集体主义,不惜使用武力,而一批业主坚持维护权益跟国家对抗(这个国家不是他们授权的,压制他们也不合法)。在如此紧张的僵持中,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目下别无良方,祇有战斗。况且不是普通的战斗,而是所有天主教徒至死方休的战斗,是为了私有财产原则的战斗,这是合法自卫,反抗专制政权的夺命行动,而这个残暴不仁、令人深恶痛绝的专制政权将要面对教会以暴易暴,所出现的极端情况,将令人无法想象。这将是一场起义,以暴力进行的革命,最后的结果无可避免导致贫困和局势不安。 既然如此,有人可能会问,假如业主不应良心的驱使,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毅然宣布放弃业权,这样就可建立一个集体财产制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在道德上也有了一个合法的基础。这样天主教徒就可以接受共产政权而没有良心上的问题。 这个观点是矛盾的。它混淆了私有财产制度和财产权利,这些权利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由业主本身拥有的。为了论证,我们不妨假设,在残暴的威胁下,这些业主都正式宣布放弃祖传财产,他们的业权也消失了,但这样做决不能根除私有财产这种制度。可以说,私有财产制度将继续存在,在自然规律中根深柢固,是人类和国家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永恒不变也不可或缺,同时也是上帝律法不可动摇的重要部分。 由于私有财产制度深入人心,它随时会卷土重来。比方说,每次当渔民或猎人由海中或空中抓到了一些东西,除了供应生活所需,剩下的他们都会储存起来,同样每次知识分子或体力劳工生产了日常生活所需之后,也会把盈余储蓄起来,他们就是这样制造了少许私人财富,这种做法跟自然规律紧密相连。这些财产很自然会不断增长。但作为另一次反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奏,我们有必要提醒每一个人他们要不断重新宣布放弃所有财产,虽然这样做显然是荒谬的。 更何况无数例子显示,每个人都不会甘愿放弃财产,因为这样做是对自己不仁。此外,放弃财产也抵触了另一个制度的权利──那就是家庭制度;每个家庭都和房地产有密切关系,备受重视。实际上,很多例证显示,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不可能宣布放弃房地产,因为这样做对他的亲属来说是不仁不义。 私有财产和履行公义:至今我们已经描述和解释了置产权利再次流行的原因,我们想再提出一点见解,否则难以解释和澄清上述观点。 这牵涉到履行公义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在第六章第2条乙项,我们谈到了财产在培养一个人对公义德行的认识和热爱上所扮演的角色。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财产在履行公义时的角色。 拥有房产的权利随时在共产国家及其它地方卷土重来,所以从健全的道德标准来看,推行集体主义的国家势将变成盗贼,因为他们充公了私人的财富。按此原则,那些收受国家充公得来财富的人,等于盗取他人财物以自肥,抢劫了那些业主。 由此看来,任何卫道之士不难想象到要集体化国家履行公义,是何其困难之事。尤其是在警察国家,其困难程度就等于要求每位天主教徒经常甚至每一刻都要表现得英勇,不畏艰辛。因此,这是教会跟共产国家势不两立的另一证明。 共产主义太过违反自然,它的存在必然是短暂的。因此,假如祇是短暂时期,教会不妨妥协,直到共产主义腐败衰亡,或至少变得温和一些。 对此我们有几个答案: 「1、 短暂」2、 的特征至少是相对的。共产主义控制苏联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除了上帝,3、 谁会知道将来怎么样,4、 谁可断言共产主义何时覆亡? 5 、 淡化共产主义色彩,6、 如此一来政权变得不7、 太违反自然,8、 有望延长国祚。所以淡化行动不9、 会导致灭亡,10、 反而11、 趋向稳定。12 、 有些政权本身是反对基本人性需求,13、 然而14、 却可存在久远。在美洲和非洲,15、 一些未开化的土著存活了好几个世纪,16、 假如没有外来因素消灭他们,17、 以他们本身的生命力还可以存活更久。尽管如此,18、 要以一个较为正常的政权,19、 取代一个违反自然定律的政权,20、 其过程是何其艰难!乍看之下,令人怀念的已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某些关于对苏联的建议,足以引领大家思考的方向,所得结论却跟本文的大相径庭。 其实并非如此。 若望二十三世所采取的姿态,完全是站在国际关系的范畴。 这位教宗是把他的研究放在宗教的层面,他在教宗通谕的《慈母与导师》一文中重申多位前任教宗对共产主义的责骂和怒斥。他在文中也很清楚指出,反对共党罪行的天主教徒绝不能解散,教宗文献均严词拒绝接受共产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应铭记教宗保禄六世的重要公告:「此外,不要以为教会为了承担对牧民关爱之情,就会改变对谬误的指责,这些在我们社会流传的谬误,例如无神论唯物主义,早已受到教会的谴责。教牧的关怀祇是教会的基本方针,意图吸引信众的注意力,并尽量扩大教会关怀的事物。使用有效的急救药物来对付传染性致命疾病,不会改变我们对这疾病的看法,相反,这表示不单在理论上要防止这种疾病,实际上更应这样做;在诊断之后,就要对症下药,换言之,在教义层面加以谴责之后,也应施以慈悲之心。」(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在第十三届意大利教牧适应周对参加者的演说。) 保罗六世在任期间,也曾在梵蒂冈半官方机构《罗马观察家报》中重申相同的立场。例如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发行的法文版中,可以读到:「撇开那些虚假的特质,我们可以肯定没有天主教徒可以跟共产党人合作,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因为宗教和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辩证法的和历史的)互不兼容,在方法和目的上也是如此,而在道德方面实际上更是互相排斥。」同期另一篇文章也说:「要天主教和共产主义和解,那就要共产主义不再是共产主义了。在政治目的和教义方面,共产主义丝毫没有退让,更遑论辩证法的各个层面了。共产主义带来唯物史观、否定人民的权利、剥夺人民的自由、专制统治、以至惨痛的经济经验,全部都跟崇高的和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念相反,这些社会观念都是来自天主教的社会教义。」 一脉相承,那当然应该提一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尊敬的意大利主教团联署信,反对共产主义无神论》。 甚至来自共产党的人士也发表声明,指出教会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休战或者和平共存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提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和平共处建议的人,实际上将不知不觉地陷入反共立场。」(赫鲁晓夫语,参见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法新社通讯,以及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新闻通讯,刋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圣保罗州报。)「我的意见是共产主义和其它意识形态永远无法共存,因此跟宗教在任何范畴都不可能共存。」(赫鲁晓夫女婿阿札比尔语,参见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圣保罗州报。)「天主教教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妥协。」(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语,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通讯,刋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圣保罗州报。)「共产党员和中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存是背叛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之间从来没有和平共存,今后也永远不会。」(列昻尼德.伊利特切夫语,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也是思想委员会主席,参见法新社、美联社及合众社通讯,刋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圣保罗州报。)「苏联政府驳斥有关莫斯科将和平共存的观念应用于阶级斗争的指控,同时说他们也不会容许在意识形态层次上谈论和平共存观念。」(苏共中央委员会公开信,参见上述新闻通讯社通讯,刋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圣保罗州报。) 面对这一切,显然教会的激进分子不曾宣布放弃、也不可能宣布放弃最重要的自由──跟教会最可怕的敌人抗争。 接受共存是以宗教之名而行欺诈之事:假如教会希望接受跟共产政权共存,则必须尽可能不去履行最终达成的协议,那是心照不宣的。 假如那协议是公开的,则答案是没有人会获准干这种违法的事。所以,如果接受上述的条件是违法的,则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尽管那些条件祇是组成部分协议。 如果协议不能公开,则草拟者可能太过天真,以为共产当局不能马上获悉任何有违体系之事,须知共产当局有警察国家为他们服务,并拥有现代科技等龎大资源。
在第五章所提到的条件下达成的协议,假如切实执行,将会对共产主义带来巨大利益。年轻一代天主教徒既准备不足,对有关问题又不感兴趣,他们可能口中背诵教条,但思想上和心中却充满共产主义的谬误。简单来说,他们祇是外表上像天主教徒,但内心深处和心理上却是共产主义分子。在这种共存之下成长的人,经过两、三代,真正的天主教还能维持下去吗? 为了加强我们的表态,让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关乎教牧工作和实际环境的重大危机,究其成因是某些人尽管同意我们的论点,但无可避免有时候会接受另外一些不同的想法。 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今天的政教分离政权,教会因此得享充分的自由,但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她而去。署理国务卿最可敬的安琪罗.戴尔.雅基阁下曾说:「国家出现了宗教疑神论,结果教会的意识变得越来越薄弱,在现代社会中差不多消失了。」(一九五六年,感恩节致函最可敬枢机主教巴斯孔塞洛斯.莫塔。莫塔后来成为圣保罗的大主教。)最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甚么?我们曾经说过(参见第六章第一节),政府制度对大多数人都有巨大影响力。他们接受这些制度,习以为常,从不深究,他们的整体思想、感情和行为都以这些制度作为榜样及灵感的来源。国家采取了唯俗主义,让大量灵魂误入歧途。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自由开明的政权下,言论和行动的自由都不受限制,假如天主教徒能够多出一点力,趁机为教会教义辩护及传扬,以对抗世俗国家,那上述情况肯定不会发生。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这种自由。仅仅生活在政教分离的氛围下,就有大批人迷失在极端邪恶的生活观念中,而那正是唯俗主义的真面目。当他们还继续重申反对政教分离的立场时,却发现跟唯俗主义共存的想法是很正常的,结果使他们十分兴奋,当然他们坚称反对政教分离也祇是偶而说说罢了。 共产政权反复灌输谬误,他们的坚持并非自由国家所能及,同样,试图反对这些谬误所作的努力,也远比反对唯俗主义来得多,由法国大革命至今,情况都是如此,也任由大量灵魂一扫而空。 假如还有人认为共产政权会容忍类似的情况,那他们对共产主义实属太无知了。
我们祇是强调西方在宗教和社会事务上有较大的自由,已经足以摧毁共产主义在西方所获得的优势。但我们也必须教导舆论,认清共产政权给予宗教的「自由」,在实质上必然是欺诈的,同时要让他们了解到共产政权(即使是较温和的)跟天主教教会是绝不可能和平共存的。这项工作既重要又迫切。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很多读者会问:我们怎样才可避免核子大屠杀?很明显假如天主教徒能够坚持私有财产的信念,共产国家以和平手段推行他们的制度这个愿望必定落空,最后祇会诉诸武力。有鉴于此,教义的重要性可否置之不理,而向共产党让步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 「耶稣回答:『为什么这样害怕?你们的信心太小了!』」(参见马太福音8:26) 战争的主要成因是国家的过错。正如圣奥古斯丁说,由于国家所犯的罪孽不可能在来生赔偿或受罚,所有报应都在现世,他们行善会获得奬赏,犯罪则要受罚。 我们要避免战争和灾难,必须战胜它的成因:那就是思想和道德的堕落,世俗国家对神的不敬,以及不断反对良好的法律和上帝的律法。就是这些因素让造物主震怒,我们也因此遭受惩戒,陷入战争,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假如为了避免战祸,西方国家同意在共党掌控下生活,这种情况是有违天主教道德原则,所犯的罪行更甚于现时所犯的,那是蔑视上帝的震怒,结果是大祸临头。 更可肯定的是在取缔私有财产上作出让步,将来在取缔家庭时也要再次作出让步,如此类推。国际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继续推行其策略,强迫他人接受其特色,肆无忌惮,毫不妥协。我们要遭受怎样的屈辱,要堕进什么深渊,要怎样叛教,假如我们向共产党的计谋屈服,是否可以明哲保身? 生存在世,假如没有了像财产及家庭这些必需的制度,实在生无可恋。难道为了别人的利益,我们就要作出犠牲,难道为了生命,我们就连最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都可以置诸不理?这个世界变成一大群奴隶像野兽般给人扔在一起杂交,我们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这里? 面对即将到来的重大抉择──那是本文试图厘清的,我们不要学那些无神论者,祇考虑事物的利弊,好像上帝并不存在。 在这个重要时刻,忠贞不二靠向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英勇行为,既可掩盖众多罪行,而凭借上帝也可把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拒之门外。 那是忠贞的英勇行为;是对上帝心意完全充满信心的英勇行为,因为耶稣说:「跟我学习,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马太福音、11:29) 让我们信赖上帝。让我们信赖祂的仁慈,而带领我们往祂那里去的是圣母玛利亚无玷之心。 圣母在法蒂玛预言中向全世界说,祈祷、悔罪和改过自新将使战争远离我们。因为恐惧而退让,是贪图方便和短视,不能避免战祸。 面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悄然迫近,我们有责任去抗争,但愿法蒂玛圣母让我们全都获得勇气,高声呼喊:「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不能不说出来。」(使徒行传4:20)
在开始的时候,共党政府的政策是公开迫害宗教,那是很清楚的;教会别无选攞,祇好抖擞精神,奋力迎抗。在多宗重大事故的过程中,殉道者的鲜血血流成河,共产主义却未能消灭他所管治人民灵魂深处的宗教信仰。 不久之后,一些共产政权开始改变策略,展开有限度容忍的年代,让教会有机会在公开崇拜和言论上有少许自由──实际上这是最少许的自由,尽管共党的退让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但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官员仍然公开攻击教会,派警察监视他们。 教会在考虑到某些国家共党当局的转变时,祇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接受跟共产政权的协议,或者拒绝他们,继续地下活动。」怎样作出选择,那要看下述的道德问题:「天主教徒接受跟共产政权的和睦关系是恰当吗?」 改变对宗教的政策为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巨大利益:天主教圈中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原先筑成了一道可逾越的围墙,阻挡共产党的宣传,现在随着取向的不同,这道墙也裂开了。而跟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鸿沟也崩溃了。 所谓天主教的左翼分子,或激进分子直接造成了这次分裂。 共产主义展开缓和紧张关系策略,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首先是减低铁幕后不断增加的紧张气氛,其次是达致让西方在心理上松懈的效果,甚或两个目的都达到。国际共产主义已在这方面逐渐取得成果,得势不饶人。 因此,天主教徒必须清楚了解这个事实为他们带来道德及策略上的问题。 本文的潜在影响力十分明显,一个较早期的版本渗进了铁幕国家,引起当地天主教徒的巨大反响。 假如共产政权允许教会有公开崇拜的自由,但条件是教会不可谈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谬误,特别是否定私有财产或家庭的思想,那教会可否接受这个建议?为了获得公开崇拜的自由,教会可否接受有关条件,至少答应建议天主教徒停止任何争取恢复私有财产和家庭的行动,祇在文章上责备一下废除这些制度的政策,但实际上却静静地接受由共党政权实施的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徒必须反对教会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存: 第一个论据──现今实行的典章制度,对人类的精神和个人的灵魂都极具影响力,或者破坏力。所以教会不能为了接受某些自由而不谈论共产政权的谬误,教会噤若寒蝉祇会给人一个印象──她不谴责这些谬误。 第二个论据──教会宣布放弃教授十诫中的戒律(第七和第十诫),那是私有财产的要素,这样做将损毁了上帝的形象。这种情况对神的爱极为不利,也有碍于履行公义和人类天赋本性的全面发展,最后影响到人类灵魂的圣化。 第三个论据──教会不能接受共产主义为「既成事实」和较轻的祸害。 教会不谈私有财产的观念,将带来悲惨的后果。教会默不作声,是表示同意以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财产制,贫困将因此不断蔓延。 ──即使在一些未完全集体化的国家,教会也有责任让真理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尽管在欧洲某些地区,私有财产的观念深入民心,无法根除,但教会也不能对置产的权利继续保持缄默,这将对信众道德准则的形成造成损害。 ──私有财产制度必须保留,因为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东西。因此,即使那些业主在共产国家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放弃他们的业权,但教会也不能接受与这种国家和平共存。 ──教会也不应希望共产政权因贪腐而消亡或衰落,而在过渡期接受他们。 ──教廷和共产国家的外交关系是另一个层面的事,跟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不同。梵蒂冈传统官方或半官方的教导都反对教会跟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休战,和平共存更绝无可能。不少来自共产党的声明都有同样的意思。 ──最后,教会不能以宗教之名而行欺诈之事,假意与共产国家共存。假如以为共产党不会马上察觉到教会破坏了协议,那是太天真了。 在共产党渴求的条件下,教会跟共产政权达成协议,必将影响到年轻一代天主教徒的成长,或许他们仍懂得背诵教义,但在他们思想和心中却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谬误。 指出共产主义给予宗教的「自由」,在实质上必然是欺诈的,这点既重要又迫切。 战争的主要成因是国家的过错。假如为了避免核子大灾难,西方国家接受了共产主义,那是犯了大错,势将激怒神灵。在法蒂玛,圣母说过,祈祷、悔罪和改过自新,可让我们避开战祸。但愿圣母赐给我们勇气在共产主义面前高喊:「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不能不说出来。」
最新修订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四日。 |